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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氏理论》第二卷 第17章 一些结论

09-16 股票书籍

/第十七章/

一些结论

 

关于《股市晴雨表》的讨论已经接近尾声。我在《大亨》杂志发表系列文章时,曾经从它的读者那里了解到,本书所包含的这些系列文章被认为很有启发性和趣味性。这显然对作者有所启示,因为他当时并不知道本书应从何时讲起,也不清楚对道氏价格运动理论的评述究竟有多大价值。它引导我们对那些狂妄的周期性理论进行了分析,并对权威性历史资料进行了考察;后者使我们认识到,假如历史记录得到正确的编撰,历史可以告诉我们许多道理,但是我们对过去知之甚少,因为商业在一国和世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那时并未得到承认。我们还对股市晴雨表的能力和局限做出了公正可靠的评价。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明白,它不是一种在投机性市场中获胜的手段——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可以确保不受损失的股票交易方法。

投机行为不仅没有降低晴雨表的有用性,反而使这种有用性超出了我们在分析市场的三重运动时的预期。三重运动是指基本的上升或下降运动、次级下跌或反弹以及永不停歇的日常波动。我们至少为那些在工作中应当预测交易基本走向的人找到了某种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在哈佛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1903—1914年的图表中,投机线总是位于商业线和银行线之前。这是事后计算得出的结果,由于在形成过程中采取了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并经过无数次修改,这种图表永远也无法与每日记录的平均股价指数相提并论,后者以道氏理论对三种运动的论述为基础,具备了股市晴雨表的功能。

以出卖股市信息谋生的人在市场活跃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活跃、意气风发,但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却没有人想听他们说话,除非你很有耐心和幽默感。在1910年熊市达到顶点到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平静岁月里,他们中的一个人经常向我抱怨说,自己无法在一个缺少有利可图的波动的市场中预测到市场的运动。但是我们的晴雨表却从来不会对自己的预测感到后悔,它几乎是唯一能在自己无话可说时闭口不语的当代预言家。在《华尔街日报》不时发表的研究价格运动的文章中,我曾经指出1910年的熊市在1909年下半年就已经被清楚地预测出来了。1910年6月以后,股市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尽管复苏显得缓慢而犹豫,总的趋势仍然是上升的。1911年夏中的时候出现了一次较大的次级下跌,然而主要运动却直到1912年下半年才告结束,而且最有趣的是,在战争开始前的四年里,所有的小波动幅度都比较小。1909年下半年到1910年年中的熊市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程度仅有1907年恐慌的熊市的一半;随后的牛市(或许这有些勉强,因为它绝不是一次繁荣)的程度则不及1907年秋到1909年年末的牛市的1/3。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这段时期中看到一种逐渐萎缩的主要运动。同期的商业记录表明,交易活动也相应地逐渐放慢,虽未达到萧条的程度却足可以称之为不景气了;当然这并不排除整个国家财富的自然增长,但是绝没有明显或强劲到可以刺激任何大规模投机活动的程度。

此处我们又发现了晴雨表的另一个可贵功能。从这种意义上说,主要运动的确预测到了即将到来的商业发展的程度和时期,以及商业萧条的深度和严重性。我们对25年图表中某些特定年份的讨论已经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比较前文分析的价格运动和随后出现的商业情况而得出这个结论。概括地说,商业在1910年变得不景气,在战时繁荣到来之前它一直没有恢复元气,不值得投机市场出现任何大的波动。

随后的一段时期似乎为商业图表的编撰者们带来了困难,因为这些图表假定正常的商业状况具有一定的节奏性,而这一时期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绝不是相等的,或许只能被视为一种逐渐减弱的钟摆运动。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战争开始前的情况是恰当的,我们可以认为,当商业的钟摆正在逐渐减速时,所有战争用品的需求使它重新上满了弦。这么说并不十分准确,但是它能形象地说明问题,只要我们能灵活地理解它,它还是很有用的。

但是从1909年股市的顶点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一次持续近五年的熊市(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当查尔斯·道首次形成自己的理论时,曾经匆忙假定主要运动要持续五年,这或许可以成为该假定的一个出色的例证。毫无疑问,我国的资源甚至包括铁路资源开发得过于迅速了,最终导致了1907年的恐慌。我想,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这种大恐慌的效果并没有完全被随后符合逻辑的股市反弹(例如1909年的反弹)所抵消。商业的重新调整则用了更长的时间。

“恐慌周期”理论在本例中是有用的(并且也很恰当),虽然它过于笼统,无法应用于日常的情况。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理解了它的真正含义能使我们有所启发。1973年恐慌之后股市出现反弹,但是商业继续普遍萎缩,当时的状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却与下面将要进行对比的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几乎可以认为,直到硬币支付的重新恢复(1879年)已经近在眼前的时候,商业才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结束于不太严重的1884年恐慌。

与此类似,1893年恐慌之后的商业萧条也比股市的下跌长得多,虽然它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之中。假如制成图表,这种波动将与1909年股市反弹结束后的情况惊人地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某种一致性,它至少表现出一些相似的规律,这些规律所决定的运动比我们应用道氏理论得出的主要运动还要大。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一旦信心被成功地击溃了,那么重新建立它将需要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已经指出,熊市中的交易量总是要低于牛市。25年的图表记录了每月的平均股价指数,它向我们表明,1911—1914年的市场投机活动非常少见,交易量仅比麦金利再次上台前的四年略高。此后出现了战时繁荣时期,但是战争让一切计算都丧失了用武之地。哈佛大学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商业图表中甚至没包括这个时期,他们认为此时的世界状况与地震等自然灾难后的状况一样反常。

战争结束后以及1921年6—8月的熊市结束之后,交易量明显地处于收缩状态。我们正经历一次最缓慢、最不显著的牛市运动中。牛市是毋庸置疑的,我曾在发表这些系列文章时不止一次地预测到它。到1922年4月,工业平均股价指数已经上涨了29点,铁路平均股价指数的涨幅也已超过前者的2/3,并且还伴随着典型的次级运动。假如主要运动强劲,次级运动也会相应地充满活力。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的牛市运动和次级下跌都没表现出雄劲的势头;迄今为止,这种势头一直是商业繁荣的前兆,能把后者与保守的复苏区别开来。目前的晴雨表认为肯定会出现某种商业复苏,但是它的到来将是缓慢的,而且得到确立的时间也要超过正常水平。晴雨表预测的是一次不会使价格达到新高的牛市,而不是一次预示着我国工业大发展的显著运动。

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政治的干预肯定不会对公众没有一点好处,但是司法部对美国钢铁公司采取的行动(现已取消)表明,假如造事者的危险理论被用于工业上来,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集中是现代生产的大势所趋。在统一管理下(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生产出的商品肯定要比这个巨大而节约的机体中20个或更多的独立公司各自为战时便宜得多。但是假如政治家们的规模本身即为犯罪的假设得以被接受,正如过去的情况一样,我们很可能会在今后五年中看到令人担忧的商业状况。

我曾经在1909年或1910年初的时候在白宫采访过塔夫脱总统。我当时向他指出,得到执政者支持的极端仇视铁路公司的思想正在使铁路的发展陷入瘫痪,而我们的立法机构又增加了商业发展的障碍。塔夫脱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又很谨慎。他承认我们不能再指望出现过去那种飞速的增长了,那是通过努力地把投机性愿望变为现实而完成的。但是他又说自己倾向于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是通过管制大公司而保护公众利益所应当支付的代价。这就是他从罗斯福那里继承的“政策”,而即使这样仍然不能让1912年的激进党成员感到满意。这是一次时间不长的采访,它所得到的就是这些。假如说连绝对诚实的塔夫脱先生也这样认为,那么各州立法和管制机构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政治家们又如何呢?他们对铁路公司的仇恨由来已久,根本不考虑公众为此付出的代价。

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枷锁又有什么价值呢?难道可以认为这种干预能改进铁路公司的服务吗?今天的餐车再也做不出哈维在20年前为阿奇森所做的那种饭菜了,麦卡多先生制定的“标准铁路用餐”让它的受害者们觉得像是一场噩梦。铁路公司的服务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宾州铁路公司和纽约中央铁路公司都曾把纽约至芝加哥的时间缩短到16个小时,但是现在又分别延长到20和24个小时。那么车厢比以前更舒适了吗?铁路服务人员更礼貌、更尽职了吗?当铁路公司因无法保持车厢清洁而辞退一名雇员的行为不需要面对劳工委员会无休止的查问的时候,车厢才会变得清洁。但是我们的法律和管制使铁路的服务精神荡然无存,它们只是在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使自己比其他铁路更有吸引力。又有什么动机能促使铁路公司投资改进这种吸引力呢?国会说过,假如它们通过这种聪明的投资使收益率超过规定的6%,那么超过部分将被剥夺。这完全阻止了收益的增长。

我们并未偏离主题,我们正在为平均股价指数中一次最重要的运动寻找原因。你无法在打击铁路公司的时候不触及其他行业,因为铁路用品的制造商(以铁路商业协会为代表)在我国制造行业中的比例非常高,以至于能够左右全行业的发展方向。假如有一个词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心理”,这个词让人感到乏味,因为它在刚刚过去的骗子的时代里不断得到使用和误用。然而根源就在于真实的心理状况,我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我们如此可悲地扰乱了供求规律,以至于无法再让它回到原来的状态。

在一个没有商业自由的国家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没有比官僚主义更残酷的暴政了,因为任何暴政都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宾州铁路公司的总裁瑞在不久前让我猜猜看,他的公司在一年中要向华盛顿的各部门主要是州际贸易委员会提交多少报告?我知道这个数字是庞大的,于是对他说,把真正需要的500份文件再扩大20倍,即每年提交l万份文件应该足够了。瑞苦笑了一下说:“去年我们仅为匹兹堡东部的一条铁路线就提交了114,000份文件!”

这只是一家公司的一部分!由此推算到全国的所有铁路公司,我们就会明白官僚主义的文牍作风是怎样地限制了一个伟大行业的手脚、损害了它的效率。感谢道伊斯将军,是他为华盛顿的商业方法注入了一点常识性。然而这显然才接触到表面现象,我们需要的改革几乎可以称之为革命,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商业部和劳工部(只举两例)正在向全国的商业界索取更多的信息和数据、更多的文具以及更多的被浪费的时间。

这是在自找麻烦,我们只能怪自己。再看看塔夫脱总统12年前说过的话吧。谁能让辛巴德摆脱古老大海的负担?在政治家们仍然可以设置这种障碍的时候,我们能期望商业出现普遍繁荣或者铁路恢复过去那种活力和发展吗?我们都受到了它的折磨。它打击了内布拉斯加的农民,他们正在烧谷物,因为谷物比煤还要便宜;它正在打击我们的对外贸易,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煤炭储量最丰富的国家正在从英国进口煤炭,后者已经取代了我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外贸地位。国会对商业的态度不仅仅是其反对铁路公司的不正常偏见的延续,分析起来,它几乎要限制成功,清除个人财富积累的可能性。法律攻击公司界并不是因为投机活动的危险性,而是因为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某些个人可能会变得富有。这些人的贫穷势必导致整个国家的贫穷,难道我们还要走第二个克利夫兰政府的老路吗?难道那不是个平民主义思想与萧条并存,我们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的年代吗?当现在的牛市达到顶点并开始发出熊市的信号时我们又将遇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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